（一）震旦学院的创办
马相伯"毁家兴学"
1903年，近代爱国教育家马相伯创办了震旦学院，为今日复旦奠下百年之基。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马相伯出生；1939年，抗日战争仍在继续，马相伯逝世。他耳闻目睹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沉重灾难，自幼便苦学立志报效祖国。学成之后，他为救国四处奔波，几经挫折后痛定思痛，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马相伯迫切希望能够办一所和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的中国新式学校，但仅凭一己之力创办大学，很难长久维持下去。因此，他寄期望于教会团体，希望教会在师资、教会等方面给予鼎力支持。拿定主意后，马相伯于1900年将自己的几乎所有家产——松江、青浦田产三千亩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今后创办自己心目中理想大学的基金。马相伯"毁家兴学"成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马相伯在办学上可以说是倾其所有，但对自己和家人却非常节俭，即使是最受宠爱的孙女马玉章想向爷爷要两个毫子都很不容易。
震旦诞生 天主教会虽然接受了马相伯的捐赠，但并不办学，真正迈出办学第一步的还是马相伯自己。
当时，马相伯居住徐家汇土山湾，与蔡元培执教的南洋公学距离很近，蔡元培每天去马相伯处学习拉丁文。其后，蔡元培又陆续介绍一批学生跟马相伯学习拉丁文。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即今交通大学）学生因反对学校当局的专制压迫，二百余人高呼"祖国万岁"，集体退学，请求蔡元培协助建立新校。蔡元培于是请马相伯出面办学，他欣然同意创办学院。马相伯与天主教会商量，借教会所属的徐家汇老天文台几间老屋充当校舍，并聘修士任义务教师，由于马相伯刚捐纳大量土地，教会不得不同意。1903年３月１日，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有学生24名，马相伯采用古印度对中国的旧称，将学院命名为“震旦”，意为中华曙光，象征中国的光明前途已经展开，就如旭日初升的破晓。一年以后，震旦蜚（fei）声四起，除邻近各省以外，远在云、川、陕、晋各省亦有人前来就学，学生已达106名。马相伯：“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
l 民主自治与震旦学潮
民主自治 建校以后，马相伯自任监院(院长)，宣布办学三条宗旨：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讲教理。在校务管理上，马相伯虽为院长，但对院内各类事务只作监督而已，每学期初学生选出几位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承担学校所有的管理工作，依循规章实行自治；在教学方法上，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倡导启发式教育，每星期日上午全校学生集合辩论时事，促使学生用书本知识，去寻求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途径；在课程设置上，把外国语列为必修课，以西方名著作为课本，着重培养译学人才。另外，每月3次军训，聘请法国军官为教练，训练兵式体操，并命学生戎服荷枪，赴法国兵营实弹打靶，给学生打下将来为实现现代中国的理想而战斗的基础。因此，震旦学院的学生多具有民主思想。马相伯坚持“不能把震旦学院办成宣扬宗教的学校，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均应退出学校的领域”，以至触怒了天主教会。震旦学潮
1905年初，天主教会提出干涉学院行政的通谍，声称非有满意的答复，不派教师上课，进行要挟，欲变震旦为教会学校。法籍传教士南从周强迫马相伯“住院养病”，由他来管理学院中的一切事务。实际上是赶走马相伯，夺取学院全权。南从周在夺得学院权力以后，，尽改学院章程，另立规章，取缔学生自治制度，此举遭到学生的强烈抗议，从而引发了一场学潮。震旦学院这所刚刚从封建枷锁中挣脱出来的新型爱国民主学校，又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篡夺的危险。具有爱国民主精神的学生，见此情形，极为愤慨。为了捍卫得之不易的民主自治传统，在学生代表沈步洲的主持下，全体学生举行了一次讨论大会。大会是以极其民主的方式进行的，并没有因事情紧迫而改变其作风。会议结束时，沈步洲取出信笺两卷，放在讲坛两端，一为签“留”，一为签“去”，听凭大家自由决定。结果，全校学生132人中130人签名退学。退学学生带走了学校的器具、书籍、标本，并将校牌摘去，以为他日复校的准备。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老泪纵横，支持学生这一正义行为，辞去震旦学院校长一职，决定与退学学生一起另办一所学院。
此举开创了外国教士攫夺我教育主权、实行奴化教育时，我国师生实行抵制或反抗的先河。
民主自治 建校以后，马相伯自任监院(院长)，宣布办学三条宗旨：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讲教理。在校务管理上，马相伯虽为院长，但对院内各类事务只作监督而已，每学期初学生选出几位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承担学校所有的管理工作，依循规章实行自治；在教学方法上，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倡导启发式教育，每星期日上午全校学生集合辩论时事，促使学生用书本知识，去寻求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途径；在课程设置上，把外国语列为必修课，以西方名著作为课本，着重培养译学人才。另外，每月3次军训，聘请法国军官为教练，训练兵式体操，并命学生戎服荷枪，赴法国兵营实弹打靶，给学生打下将来为实现现代中国的理想而战斗的基础。因此，震旦学院的学生多具有民主思想。马相伯坚持“不能把震旦学院办成宣扬宗教的学校，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均应退出学校的领域”，以至触怒了天主教会。震旦学潮
1905年初，天主教会提出干涉学院行政的通谍，声称非有满意的答复，不派教师上课，进行要挟，欲变震旦为教会学校。法籍传教士南从周强迫马相伯“住院养病”，由他来管理学院中的一切事务。实际上是赶走马相伯，夺取学院全权。南从周在夺得学院权力以后，，尽改学院章程，另立规章，取缔学生自治制度，此举遭到学生的强烈抗议，从而引发了一场学潮。震旦学院这所刚刚从封建枷锁中挣脱出来的新型爱国民主学校，又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篡夺的危险。具有爱国民主精神的学生，见此情形，极为愤慨。为了捍卫得之不易的民主自治传统，在学生代表沈步洲的主持下，全体学生举行了一次讨论大会。大会是以极其民主的方式进行的，并没有因事情紧迫而改变其作风。会议结束时，沈步洲取出信笺两卷，放在讲坛两端，一为签“留”，一为签“去”，听凭大家自由决定。结果，全校学生132人中130人签名退学。退学学生带走了学校的器具、书籍、标本，并将校牌摘去，以为他日复校的准备。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老泪纵横，支持学生这一正义行为，辞去震旦学院校长一职，决定与退学学生一起另办一所学院。
此举开创了外国教士攫夺我教育主权、实行奴化教育时，我国师生实行抵制或反抗的先河。
（二）复旦光华
筹建新校 震旦散学几天后，退学学生公推马相伯为会长，另选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王侃叔、沈步洲、张轶欧和叶藻庭七人为干事，筹办复校事宜。马相伯邀请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张謇、熊季廉、袁观澜、狄葆贤等28人为校董，协助募集学校基金，共同管理学校。徐家汇天主教会中帝国主义分子，对劫夺震旦学院的失败，很不甘心，便决定破坏震旦复校。他们利用马相伯捐献的家产、盗用震旦学院的名称，于五月份向《时报》洽登广告，宣称徐家汇震旦学院将于七八月份招生开学。法国天主教会的这种做法，性质极为恶劣。《时报》馆负责人狄葆贤为马相伯聘请的校董之一，当将此事告知马相伯。为正视听，马相伯即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说明事实真相。声明于1905年6月29日见报，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即“复我震旦”之意，又暗含“复兴中华”之义，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
吴淞校区 当时不仅校址无着落，而且缺乏教师，更加缺少经费。马相伯旧交两江总督周馥，奏准拨银一万两作复校经费，并拨给吴淞官地七十余亩作为建校地基，暂借旧吴淞提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同时，由严复领衔，曾铸、汤寿潜、袁希涛、萨镇冰、熊希龄、张謇、狄葆贤等人具名，发表《复旦公学集捐公启》，向社会募捐集办学资金，得到了各界积极赞助。为解决缺乏教师的问题，马相伯四处奔走，终于聘请到了李登辉、袁观澜、周贻春、赵国材等人来校担任教师，并不顾66岁的高龄亲自担任法文教授。
复旦公学拟定首届招生160名，除前震旦学院的120人外，再向社会招考40名。前来报名竟达500余人，学校把招考名额增加10名，录取比例还是十分之一，其严格和难度可能是清末众多学校中少见的。1905年7月24日，在上海静安寺张园，学贯中西的两位学者严复和马相伯主持了复旦公学首届入学考试。 1905年中秋，复旦公学在马相伯、严复、然季廉、袁观澜等先生和全体学生的努力下，终于在吴淞正式开学，马相伯在师生的一致拥戴中成为复旦第一任校长，严复主持校务，两人共同制定了《复旦公学章程》，这是复旦的第一个章程。 1905年复旦公学的建立是复旦百年辉煌的正式开始，正是从此时“复旦”之名开始响震寰宇。
筹建新校 震旦散学几天后，退学学生公推马相伯为会长，另选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王侃叔、沈步洲、张轶欧和叶藻庭七人为干事，筹办复校事宜。马相伯邀请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张謇、熊季廉、袁观澜、狄葆贤等28人为校董，协助募集学校基金，共同管理学校。徐家汇天主教会中帝国主义分子，对劫夺震旦学院的失败，很不甘心，便决定破坏震旦复校。他们利用马相伯捐献的家产、盗用震旦学院的名称，于五月份向《时报》洽登广告，宣称徐家汇震旦学院将于七八月份招生开学。法国天主教会的这种做法，性质极为恶劣。《时报》馆负责人狄葆贤为马相伯聘请的校董之一，当将此事告知马相伯。为正视听，马相伯即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说明事实真相。声明于1905年6月29日见报，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即“复我震旦”之意，又暗含“复兴中华”之义，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
吴淞校区 当时不仅校址无着落，而且缺乏教师，更加缺少经费。马相伯旧交两江总督周馥，奏准拨银一万两作复校经费，并拨给吴淞官地七十余亩作为建校地基，暂借旧吴淞提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同时，由严复领衔，曾铸、汤寿潜、袁希涛、萨镇冰、熊希龄、张謇、狄葆贤等人具名，发表《复旦公学集捐公启》，向社会募捐集办学资金，得到了各界积极赞助。为解决缺乏教师的问题，马相伯四处奔走，终于聘请到了李登辉、袁观澜、周贻春、赵国材等人来校担任教师，并不顾66岁的高龄亲自担任法文教授。
复旦公学拟定首届招生160名，除前震旦学院的120人外，再向社会招考40名。前来报名竟达500余人，学校把招考名额增加10名，录取比例还是十分之一，其严格和难度可能是清末众多学校中少见的。1905年7月24日，在上海静安寺张园，学贯中西的两位学者严复和马相伯主持了复旦公学首届入学考试。 1905年中秋，复旦公学在马相伯、严复、然季廉、袁观澜等先生和全体学生的努力下，终于在吴淞正式开学，马相伯在师生的一致拥戴中成为复旦第一任校长，严复主持校务，两人共同制定了《复旦公学章程》，这是复旦的第一个章程。 1905年复旦公学的建立是复旦百年辉煌的正式开始，正是从此时“复旦”之名开始响震寰宇。
（三）复旦公学（1905—1917）
导言：自一九〇五年秋至一九一六年冬，是复旦公学时期。在这短短的十一年中间，复旦公学经历了由公立到私立的变化，但始终是一所具有爱国精神和民主传统的学校。
导言：自一九〇五年秋至一九一六年冬，是复旦公学时期。在这短短的十一年中间，复旦公学经历了由公立到私立的变化，但始终是一所具有爱国精神和民主传统的学校。
l 复旦公学的办学特点和曲折发展
中西贯通 兼容并收 复旦公学在教学上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重视外语教学。除本国语文、历史、地理及伦理外，其他学科采用外国课本，运用外语教学。其次，重视国学。校章规定：发现学生“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屏斥”。由于复旦学生一般国学程度都比较好，所以上课不多，但规定学生每月要交出作文（一）二篇，作为考试。第三，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进行演说训练。马相伯和一些教师，每星期都集会发表演说，规定学生在课余之暇，可以随时开会辩论，提高演讲和辩论能力。经过训练，当时复旦的学生都有演说的才能。严谨的治学态度，自由的学习环境，使复旦学生获益匪浅。教师都本着“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教授学生，课余还组织了各种“研究会”和“讨论会”，出版墙报、校刊、学报、年鉴等，使得教学方面比震旦以及其他高等学校又前进一步。
学制：民主和革命的学校 复旦公学建立后，历任校长注重都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行政管理上仍采用学生自治制度。学生中绝大多数比较自觉，校内学习风气浓厚，革命精神弥漫。同学多半富于革命思想，每周的中文作文，较多论及时局政治、实业问题。于右任在办《民呼》和《民吁报》时，往往择其优者，作为该报社论发表。在支持各项爱国运动中，复旦学生进行宣传鼓动活动的能力相当强。在马相伯主持复旦期间，革命先辈恽代英、萧楚女、杨之华等曾经常到复旦参加集会，李大钊、鲁迅曾到复旦作过讲演。当时舆论认为复旦是革命党的产生地。当时日本的《大阪新闻》曾评论复旦公学为“革命的学校”。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称赞复旦学生“最富民主精神”。
曲折发展 复旦创办之初，各种条件均极简陋，临时校舍虽在提督衙门，但年久失修，在旧房二三十间中，只得挑出大一点的兼作礼堂、饭厅和大教室，其余作为办公和学生寄宿之用。由于学生宿舍不足，有的只能租赁民房暂栖。教师们大都住在上海市区，每天乘坐凇沪小火车赶到学校上课。为了解决经费的问题，严复曾去南京访问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端方。由于学校已初见成效，颇得社会赞誉，端方派人调查后非常满意，当即拨给大洋2000元。后经奏准，从1907年起，由地方财政中每月拨白银1400两为常年经费，复旦财政拮据状况开始缓和。 从1905年到1911年的7年中，复旦公学培养出四届高等正科毕业生，共57人。复旦公学毕业的学生，思想比较进步，知识比较扎实，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早期学生中，有些人不待毕业便出洋留学，其中如张大椿、胡敦复、于右任、邵力子、曹惠群、郑蕃（桐荪）、李谦若、李兆濂、陈寅恪、竺可桢等人，这些人多数成为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从1905年到1911年的7年中，复旦公学培养出四届高等正科毕业生，共57人。
1906年秋，马相伯东渡日本，校长一职由严复担任。后继者为夏剑丞、高梦旦。1910年，马相伯复任校长。在此期间，李登辉、袁观澜、周贻春等先后主持教务工作。 1911年，辛亥革命如疾风暴雨，复旦学生多数参加革命军；加上经费停发，吴淞校舍被光复军司令部占用，学校一度停办。 1911年12月中旬，复旦校长马相伯、教务长胡敦复等人，在无锡士绅的支持下，借惠山李汉章公祠为课堂，昭忠祠为宿舍筹备复学。但由于地处闹市，实在不适合建立学校，上课月余，被迫回沪。
中西贯通 兼容并收 复旦公学在教学上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重视外语教学。除本国语文、历史、地理及伦理外，其他学科采用外国课本，运用外语教学。其次，重视国学。校章规定：发现学生“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屏斥”。由于复旦学生一般国学程度都比较好，所以上课不多，但规定学生每月要交出作文（一）二篇，作为考试。第三，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进行演说训练。马相伯和一些教师，每星期都集会发表演说，规定学生在课余之暇，可以随时开会辩论，提高演讲和辩论能力。经过训练，当时复旦的学生都有演说的才能。严谨的治学态度，自由的学习环境，使复旦学生获益匪浅。教师都本着“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教授学生，课余还组织了各种“研究会”和“讨论会”，出版墙报、校刊、学报、年鉴等，使得教学方面比震旦以及其他高等学校又前进一步。
学制：民主和革命的学校 复旦公学建立后，历任校长注重都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行政管理上仍采用学生自治制度。学生中绝大多数比较自觉，校内学习风气浓厚，革命精神弥漫。同学多半富于革命思想，每周的中文作文，较多论及时局政治、实业问题。于右任在办《民呼》和《民吁报》时，往往择其优者，作为该报社论发表。在支持各项爱国运动中，复旦学生进行宣传鼓动活动的能力相当强。在马相伯主持复旦期间，革命先辈恽代英、萧楚女、杨之华等曾经常到复旦参加集会，李大钊、鲁迅曾到复旦作过讲演。当时舆论认为复旦是革命党的产生地。当时日本的《大阪新闻》曾评论复旦公学为“革命的学校”。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称赞复旦学生“最富民主精神”。
曲折发展 复旦创办之初，各种条件均极简陋，临时校舍虽在提督衙门，但年久失修，在旧房二三十间中，只得挑出大一点的兼作礼堂、饭厅和大教室，其余作为办公和学生寄宿之用。由于学生宿舍不足，有的只能租赁民房暂栖。教师们大都住在上海市区，每天乘坐凇沪小火车赶到学校上课。为了解决经费的问题，严复曾去南京访问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端方。由于学校已初见成效，颇得社会赞誉，端方派人调查后非常满意，当即拨给大洋2000元。后经奏准，从1907年起，由地方财政中每月拨白银1400两为常年经费，复旦财政拮据状况开始缓和。 从1905年到1911年的7年中，复旦公学培养出四届高等正科毕业生，共57人。复旦公学毕业的学生，思想比较进步，知识比较扎实，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早期学生中，有些人不待毕业便出洋留学，其中如张大椿、胡敦复、于右任、邵力子、曹惠群、郑蕃（桐荪）、李谦若、李兆濂、陈寅恪、竺可桢等人，这些人多数成为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从1905年到1911年的7年中，复旦公学培养出四届高等正科毕业生，共57人。
1906年秋，马相伯东渡日本，校长一职由严复担任。后继者为夏剑丞、高梦旦。1910年，马相伯复任校长。在此期间，李登辉、袁观澜、周贻春等先后主持教务工作。 1911年，辛亥革命如疾风暴雨，复旦学生多数参加革命军；加上经费停发，吴淞校舍被光复军司令部占用，学校一度停办。 1911年12月中旬，复旦校长马相伯、教务长胡敦复等人，在无锡士绅的支持下，借惠山李汉章公祠为课堂，昭忠祠为宿舍筹备复学。但由于地处闹市，实在不适合建立学校，上课月余，被迫回沪。
（四）迁往李鸿章祠堂（1912—1917）
复旦公学复校 1912年3月5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通告各省：大局初定，速令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开学。一时各校纷纷筹备复课，复旦则因校址无着，经费困难，束手无策。复旦学生于右任，这时担任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便与邵力子一起，将复旦情况向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汇报。孙中山以复旦为富有反抗外国压迫精神的学校，且为提倡高等教育，极为关注，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当即拨发补助金一万元。于右任、胡敦复等又向教育部申请立案，拨借校舍。当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江苏省都督庄蕴宽准借徐家汇李鸿章公祠为校舍。于右任、胡敦复、邵力子、叶藻庭等人，便在《民立报》馆二楼，设立“复旦筹办事务所”，公推马相伯为校长，聘请陈英士、沈缦云等为校董，积极筹备复校。但是，李公祠内尚驻有军队，不得已暂借爱而近路（今安庆路）为临时校址，先行招生，并于5月10日开学，仍名复旦公学。8月，李公祠内驻军裁撤。9月，复旦迁入李公祠内。 复旦复学后，虽经教育部批准照大学办理，但从实际出发，乃改高等正科为大学预科，分文、理两类，学制三年，并附设中学部。
学生罢课 马相伯去在南京任都督府外交司司长并代理都督，不能亲理校务，其后，马相伯又应袁世凯之聘，远赴北京，出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等职。学校实际负责人为教务长胡敦复、庶务长叶藻庭。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经费困难。由于公费停发，学校收入全靠学费，员工薪金，难于支付，校具设备，无法维修。庶务长叶藻庭忙于筹集经费，未能及时处理学生与工友的纠纷。时值社会大变动之际，学生情绪偏激，于12月中旬罢课。罢课以后，学校校董开会研究，认为校务涣散的主要原因，是校董会没有正式成立。于是正式组织学校董事会，聘请孙中山、陈其美、于右任、王宠惠等为校董，推举王宠惠为董事会长，聘请原教务长李登辉为校长。学校董事会成立后，重订章程，筹措经费。1913年3月1日，复旦重新开学。 “读书不忘爱国”
李登辉任校长时，正是民国初年，时局动荡，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5月3日，上海学界公祭宋教仁，复旦公学派人布置灵堂，校长李登辉、教师邵力子、蒋梅笙等均在会上发言。不久，查明袁世凯是暗杀主使人，国民党人举兵讨袁，史称“二月革命”。但是这次革命迅速失败，著名国民党人均被通缉，复旦校董中多人逃亡国外，学校经费补助来源，又告断绝。袁世凯在沪党羽，对复旦环伺侦逻，学校经济又极困难。李登辉校长一面应付袁世凯党 羽的干扰，一面千方百计地开源节流，克服重重苦难，保证了学校的生存。其后，袁世凯阴谋称帝，复旦教师邵力子等人在课堂上尽情揭露，以启迪同学。复旦学生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养成谈论政治、评述时事的风气，其中华侨学生，尤其爱国。这是其他学校所没有的特点。1916年6月，袁世凯帝制失败，羞恨而死。当年国庆，复旦师生兴高采烈，大肆庆祝，演剧3天。虽然经费拮据，教师待遇较低，但是非常注意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型教师担任教学或教务工作，教师主要由留美学生和本校毕业生构成，如邵力子等人教国文，李登辉等人教英文，薛仙舟教德文，曹惠群、李松泉教物理、化学，朱葆芬教数学等。他们教学认真，要求严格，学生学习刻苦，风气淳朴。整个来说，毕业生水平较高。1915年大学预科毕业生张荐，经美国耶鲁大学特许，插入该校本科二年级学习。当时报纸誉为留学界的“异彩”。 1912年～1916年，共培养大学预科毕业生15人，中学毕业生150人。其中著名的有张志让、孙越崎(孙维的祖父)等人。
复旦公学复校 1912年3月5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通告各省：大局初定，速令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开学。一时各校纷纷筹备复课，复旦则因校址无着，经费困难，束手无策。复旦学生于右任，这时担任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便与邵力子一起，将复旦情况向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汇报。孙中山以复旦为富有反抗外国压迫精神的学校，且为提倡高等教育，极为关注，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当即拨发补助金一万元。于右任、胡敦复等又向教育部申请立案，拨借校舍。当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江苏省都督庄蕴宽准借徐家汇李鸿章公祠为校舍。于右任、胡敦复、邵力子、叶藻庭等人，便在《民立报》馆二楼，设立“复旦筹办事务所”，公推马相伯为校长，聘请陈英士、沈缦云等为校董，积极筹备复校。但是，李公祠内尚驻有军队，不得已暂借爱而近路（今安庆路）为临时校址，先行招生，并于5月10日开学，仍名复旦公学。8月，李公祠内驻军裁撤。9月，复旦迁入李公祠内。 复旦复学后，虽经教育部批准照大学办理，但从实际出发，乃改高等正科为大学预科，分文、理两类，学制三年，并附设中学部。
学生罢课 马相伯去在南京任都督府外交司司长并代理都督，不能亲理校务，其后，马相伯又应袁世凯之聘，远赴北京，出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等职。学校实际负责人为教务长胡敦复、庶务长叶藻庭。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经费困难。由于公费停发，学校收入全靠学费，员工薪金，难于支付，校具设备，无法维修。庶务长叶藻庭忙于筹集经费，未能及时处理学生与工友的纠纷。时值社会大变动之际，学生情绪偏激，于12月中旬罢课。罢课以后，学校校董开会研究，认为校务涣散的主要原因，是校董会没有正式成立。于是正式组织学校董事会，聘请孙中山、陈其美、于右任、王宠惠等为校董，推举王宠惠为董事会长，聘请原教务长李登辉为校长。学校董事会成立后，重订章程，筹措经费。1913年3月1日，复旦重新开学。 “读书不忘爱国”
李登辉任校长时，正是民国初年，时局动荡，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5月3日，上海学界公祭宋教仁，复旦公学派人布置灵堂，校长李登辉、教师邵力子、蒋梅笙等均在会上发言。不久，查明袁世凯是暗杀主使人，国民党人举兵讨袁，史称“二月革命”。但是这次革命迅速失败，著名国民党人均被通缉，复旦校董中多人逃亡国外，学校经费补助来源，又告断绝。袁世凯在沪党羽，对复旦环伺侦逻，学校经济又极困难。李登辉校长一面应付袁世凯党 羽的干扰，一面千方百计地开源节流，克服重重苦难，保证了学校的生存。其后，袁世凯阴谋称帝，复旦教师邵力子等人在课堂上尽情揭露，以启迪同学。复旦学生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养成谈论政治、评述时事的风气，其中华侨学生，尤其爱国。这是其他学校所没有的特点。1916年6月，袁世凯帝制失败，羞恨而死。当年国庆，复旦师生兴高采烈，大肆庆祝，演剧3天。虽然经费拮据，教师待遇较低，但是非常注意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型教师担任教学或教务工作，教师主要由留美学生和本校毕业生构成，如邵力子等人教国文，李登辉等人教英文，薛仙舟教德文，曹惠群、李松泉教物理、化学，朱葆芬教数学等。他们教学认真，要求严格，学生学习刻苦，风气淳朴。整个来说，毕业生水平较高。1915年大学预科毕业生张荐，经美国耶鲁大学特许，插入该校本科二年级学习。当时报纸誉为留学界的“异彩”。 1912年～1916年，共培养大学预科毕业生15人，中学毕业生150人。其中著名的有张志让、孙越崎(孙维的祖父)等人。
（五）复旦大学中学部（1917-1921）
导言：复旦在教学上，有着显著的特色，表现在不断创立新学科、重视教学、努力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风气等。 方面。
导言：复旦在教学上，有着显著的特色，表现在不断创立新学科、重视教学、努力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风气等。 方面。
l 复旦大学中学部
更名为复旦大学 1917年，复旦公学开始创办大学本科，下设文、理、商三科，改校名为复旦大学，同时保留原预科和中学部，中学部毕业生之优秀者，可以直升复旦大学。 李登辉先生1917～1937年担任校长。从此，建设复旦、办与欧 美并驾齐驱的大学成为李登辉毕生的事业，复旦的发展和他关系极大。复旦升格为大学以后，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原有李公祠校舍不敷使用。拓展新校址提上议事日程。为募集经费，1918年，李登辉校长亲赴南洋募捐，向爱国侨胞募得建校资金15万元，遂在江湾继续购买土地，可是建筑校舍，经费仍然不够。
李登辉在国内募捐，起初备受冷遇，后得董事长唐少川的协助，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捐款5万元，中南银行黄奕柱捐款1万余元。教务长薛仙舟因公赴美，又向纽约华侨捐得一些款项。1920年冬在江湾建造校舍，至1922年春落成，至此学校开始初具规模，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复旦大学中学部 1922年2月，大学部由徐家汇李公祠迁入江湾校园，中学部仍留李公祠，称复旦大学中学部。除李登辉为中学部校长外，1921年秋，复旦大学中学部开始设立学长之职，第一任学长为老同学张君季量。1924年中学部改称主任。
商科的崛起 复旦中学商科的设置，需从1917年谈起来。 1917年，复旦根据上海民主工商业发展急需经营管理人才的状况，在大学部设立了商科，与原来的文、理两科鼎足为三，这在我国大学尚属首创。同年，中学部于原来的普通科之外，也另外设立特别商科。普通科专为升大学准备，商科则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技能而设立。中学商科毕业生从商者占毕业生近1/3，培养了不少银行金融、对外贸易、工商管理、会计等方面的人才，而且大多名震商界，使商科发展迅速，学生人数直线上升。商科从1918起到1922年，毕业了5届学生，共74人。1933年第二学期时，高中商科注册95人。三年制高中特别商科所设专业课程达到13种，其中高一设商算及珠算、商业常识、打字三门，高二设经济学、簿记学，商业史、商业地理四门。高三设立商业英文、会计学、货币学、贸易学、银行学、广告学六门。1921年，商科同学成立“银行经济研究会”。诸多课余实践活动，使学生毕业后能迅速适应社会。商科教学与上海在20世纪逐渐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都会的实际紧密结合。创设商科，开办社会急需的应用学科和专业，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重大革新，在普通教育阶段设商科，被视为了不起的创举。
平民教育 1918年，大学部学生何本寿等见学校附近法华古镇、陈家巷一带农工子女，因境遇艰苦，失学者日益增多，提倡办一义务小学。这一倡议得到了学生自治会的支持，于是创办复旦义务小学，除了贫困流浪儿童，附近市民都可入学，不收任何费用，并送课本书籍、文具。在大学部迁往江湾以后，义务小学则由中学生部学生自治会接办，教职员皆由中学部同学分担，后聘请怀子宣、刘守初夫妇来学校任教。怀子宣先生毕业于苏州师范，教授国文，深得学生喜爱；刘守初先生毕业于天津北洋师范，对于幼儿教育，颇有研究。创办之初，义务小学没有固定校舍，1925年夏，由中学部体育费内，拨助300余元，建造4间茅屋；1930年春，经竭力向多方募捐，重造四间瓦房，并增加了高小两个班级，形成一所完全小学。毕业生中成绩前两名者，可以免费升入中学。入学学生日益增多，管理规范，声誉大增，逐步办成沪西地区一所有名望的小学。复旦师生认识到教育是立国的基础，力创平民教育，以求普及教育，可以说复旦义务小学的创办是中国义务教育的萌芽，是义务教育制度的尝试。
更名为复旦大学 1917年，复旦公学开始创办大学本科，下设文、理、商三科，改校名为复旦大学，同时保留原预科和中学部，中学部毕业生之优秀者，可以直升复旦大学。 李登辉先生1917～1937年担任校长。从此，建设复旦、办与欧 美并驾齐驱的大学成为李登辉毕生的事业，复旦的发展和他关系极大。复旦升格为大学以后，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原有李公祠校舍不敷使用。拓展新校址提上议事日程。为募集经费，1918年，李登辉校长亲赴南洋募捐，向爱国侨胞募得建校资金15万元，遂在江湾继续购买土地，可是建筑校舍，经费仍然不够。
李登辉在国内募捐，起初备受冷遇，后得董事长唐少川的协助，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捐款5万元，中南银行黄奕柱捐款1万余元。教务长薛仙舟因公赴美，又向纽约华侨捐得一些款项。1920年冬在江湾建造校舍，至1922年春落成，至此学校开始初具规模，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复旦大学中学部 1922年2月，大学部由徐家汇李公祠迁入江湾校园，中学部仍留李公祠，称复旦大学中学部。除李登辉为中学部校长外，1921年秋，复旦大学中学部开始设立学长之职，第一任学长为老同学张君季量。1924年中学部改称主任。
商科的崛起 复旦中学商科的设置，需从1917年谈起来。 1917年，复旦根据上海民主工商业发展急需经营管理人才的状况，在大学部设立了商科，与原来的文、理两科鼎足为三，这在我国大学尚属首创。同年，中学部于原来的普通科之外，也另外设立特别商科。普通科专为升大学准备，商科则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技能而设立。中学商科毕业生从商者占毕业生近1/3，培养了不少银行金融、对外贸易、工商管理、会计等方面的人才，而且大多名震商界，使商科发展迅速，学生人数直线上升。商科从1918起到1922年，毕业了5届学生，共74人。1933年第二学期时，高中商科注册95人。三年制高中特别商科所设专业课程达到13种，其中高一设商算及珠算、商业常识、打字三门，高二设经济学、簿记学，商业史、商业地理四门。高三设立商业英文、会计学、货币学、贸易学、银行学、广告学六门。1921年，商科同学成立“银行经济研究会”。诸多课余实践活动，使学生毕业后能迅速适应社会。商科教学与上海在20世纪逐渐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都会的实际紧密结合。创设商科，开办社会急需的应用学科和专业，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重大革新，在普通教育阶段设商科，被视为了不起的创举。
平民教育 1918年，大学部学生何本寿等见学校附近法华古镇、陈家巷一带农工子女，因境遇艰苦，失学者日益增多，提倡办一义务小学。这一倡议得到了学生自治会的支持，于是创办复旦义务小学，除了贫困流浪儿童，附近市民都可入学，不收任何费用，并送课本书籍、文具。在大学部迁往江湾以后，义务小学则由中学生部学生自治会接办，教职员皆由中学部同学分担，后聘请怀子宣、刘守初夫妇来学校任教。怀子宣先生毕业于苏州师范，教授国文，深得学生喜爱；刘守初先生毕业于天津北洋师范，对于幼儿教育，颇有研究。创办之初，义务小学没有固定校舍，1925年夏，由中学部体育费内，拨助300余元，建造4间茅屋；1930年春，经竭力向多方募捐，重造四间瓦房，并增加了高小两个班级，形成一所完全小学。毕业生中成绩前两名者，可以免费升入中学。入学学生日益增多，管理规范，声誉大增，逐步办成沪西地区一所有名望的小学。复旦师生认识到教育是立国的基础，力创平民教育，以求普及教育，可以说复旦义务小学的创办是中国义务教育的萌芽，是义务教育制度的尝试。
（六）改称复旦大学附属中学（1929——1944）
气象一新的校园 1929年，中学部改称附中，全称为“私立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李登辉既为复旦大学校长，同时兼任附中校长。 1930年，民国政府内务部和教育部批准立案将李鸿章祠堂作为复旦附中法定校址。然而祠堂房舍年久失修，狭窄拥挤，而此时附中在社会上声誉之隆，全国各地生源络绎不绝，急需扩充校舍。当时任中学部主任的殷以文提出采用公债方式集资建造新教学大楼，分期建设。建成一座三层新校舍，后又建成一座水泥钢筋四层教学大楼，旧有宿舍全面翻新，扩充和更新图书馆，使之成为了当时上海独树一帜的中等学校图书馆。一时间，复旦校园“气象 一新，老同学之过此者，几疑为另一世界焉。” 合作互助 商科教学紧密结合实际。经复旦大学教授薛仙舟创议，1919年，大学部师生发起成立“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具有先进性的理念与实践往往先起于大学，而于之联成一体的中学部一脉相承，也活跃表现出来。李登辉校长鉴于中学部学生年龄幼小，自己缺乏理财能力，决定继大学部后在中学部设立合作银行”，并制定了《复中合作银行取款项章程》，以期保管青年学生的钱款，不致浪费，同时借此传播合作思想。行长由教师担任，商科学生充任业务。这种合作观念深入复旦师生心中，并被诸多校友以实际行动体现：广州、重庆、澳门、安徽等地先后办起了复旦中学。如今，复旦旗帜，迎风猎猎，在这面旗帜下，上海复旦中学、复旦附中、重庆复旦中学、台湾复旦高级中学、上海复旦初级中学、广州复旦实验中学，如一个家的兄弟，同唱一首校歌，共循一个校训，合作互助，为中国的基础教育竭诚服务。中学合作银行完全以服务为目的，是培植合作精神的合作教育的载体。诸多课余实践活动，使学生毕业后能迅速适应社会。
在战火中洗礼 复旦在当时是有名的爱国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包括中学在内的复旦师生员工两千人余人，举行国难纪念周大会，会后发布宣言，激奋国人，通电全国，力请政府团结国民，收复失地，并决定全校加紧军事训练。这是“五四”以后复旦学子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之声。复旦学生利用课余空隙，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2年1月，东北三省沦陷，由复旦中学、复旦实验中学等三十余所中学组成赴京请愿团，代表上海中学生赴南京请愿。复旦附中学生因请愿被反动军警打伤，成了鲁迅抨击“不抵抗”政策的有力论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内迁重庆北碚，并于1941 年改为“国立复旦大学”，而附中仍留沪坚持教学。上海被敌伪占领后，为名大节，学校一度将校名改为“私立笃志中学”。以李登辉校长为代表的复旦师生凛然的民族正气，八年抗战中，敌伪始终不敢染指附中。地处法租界外沿的附中，排除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仍然坚持民族教育的实践。
严格治校 附中在沪上声誉雀起，这与学校坚持复旦一贯的教学品质和风格，坚持在管理和教学上不遗余力，教纲学纲纯正是分不开的。复旦从建校始，以严格治校著称。从校务、教务、训育、体育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李登辉在周末训话中，强调复旦学生严守校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表达了学校确保教育秩序稳定的决心，并勉励到“务使吾附中同学，得为全国学生只模范。” 教学上要求严格。李登辉对附中随时巡察，有时索性和学生并坐，细心听课。他还重视外语的运用，除国文、历史科目外，要求所有现代学科尽可能采用原文课本，讲授也进肯采用英语，附中教师大多胜任。学校除学习一般中学都有的课程外，并拓展了很多教学领域，如章友三讲授教育学，温崇信讲授社会学，伍蠡甫讲授英语等。
复旦教师 担任附中教务管理的是一批早期复旦学子，如温崇信、江一平、郭雅亮等。复旦教师构成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很多大学部教授在附中授课，附中教师也不乏在大学部开课，这成了复旦教学上的又一传统。在艰苦的时刻，保证了正常教学秩序，它是附中长期保持高质量教学品质的重要保证。例如，李白园上高三英文几地质学，也任大学部英文教授；章友三在抗战前已是名教授，在附中讲授逻辑学；历史学家耿淡如在附中讲授西洋通史；附中主任殷以文在大学部讲授国文，应九功同时讲授附中、大学部国文。另外任教的都是一些包括学者在内造诣深宏的教师。如温崇信教授英文、教国文的毛西璧、教社会科学的包怀白、教化学的曹简禹、教音乐的陈歌辛等，同时也有交通大学教授来附中授课。他们学时渊博，教学严谨切妙语连珠，引人入胜，有的每课必问，学生临阵，独立思考，收益颇多。毕业生中考取国内著名大学，如清华、交大、中央等校甚多。在马相泊、严复积累的复旦教育财富基础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李登辉在理论上全方位指导了学校的各项工作，发展了复旦教育思想，并且是复旦特质教育的组织者和实践者。复旦附中时期是复旦中学的成熟期。
气象一新的校园 1929年，中学部改称附中，全称为“私立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李登辉既为复旦大学校长，同时兼任附中校长。 1930年，民国政府内务部和教育部批准立案将李鸿章祠堂作为复旦附中法定校址。然而祠堂房舍年久失修，狭窄拥挤，而此时附中在社会上声誉之隆，全国各地生源络绎不绝，急需扩充校舍。当时任中学部主任的殷以文提出采用公债方式集资建造新教学大楼，分期建设。建成一座三层新校舍，后又建成一座水泥钢筋四层教学大楼，旧有宿舍全面翻新，扩充和更新图书馆，使之成为了当时上海独树一帜的中等学校图书馆。一时间，复旦校园“气象 一新，老同学之过此者，几疑为另一世界焉。” 合作互助 商科教学紧密结合实际。经复旦大学教授薛仙舟创议，1919年，大学部师生发起成立“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具有先进性的理念与实践往往先起于大学，而于之联成一体的中学部一脉相承，也活跃表现出来。李登辉校长鉴于中学部学生年龄幼小，自己缺乏理财能力，决定继大学部后在中学部设立合作银行”，并制定了《复中合作银行取款项章程》，以期保管青年学生的钱款，不致浪费，同时借此传播合作思想。行长由教师担任，商科学生充任业务。这种合作观念深入复旦师生心中，并被诸多校友以实际行动体现：广州、重庆、澳门、安徽等地先后办起了复旦中学。如今，复旦旗帜，迎风猎猎，在这面旗帜下，上海复旦中学、复旦附中、重庆复旦中学、台湾复旦高级中学、上海复旦初级中学、广州复旦实验中学，如一个家的兄弟，同唱一首校歌，共循一个校训，合作互助，为中国的基础教育竭诚服务。中学合作银行完全以服务为目的，是培植合作精神的合作教育的载体。诸多课余实践活动，使学生毕业后能迅速适应社会。
在战火中洗礼 复旦在当时是有名的爱国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包括中学在内的复旦师生员工两千人余人，举行国难纪念周大会，会后发布宣言，激奋国人，通电全国，力请政府团结国民，收复失地，并决定全校加紧军事训练。这是“五四”以后复旦学子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之声。复旦学生利用课余空隙，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2年1月，东北三省沦陷，由复旦中学、复旦实验中学等三十余所中学组成赴京请愿团，代表上海中学生赴南京请愿。复旦附中学生因请愿被反动军警打伤，成了鲁迅抨击“不抵抗”政策的有力论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内迁重庆北碚，并于1941 年改为“国立复旦大学”，而附中仍留沪坚持教学。上海被敌伪占领后，为名大节，学校一度将校名改为“私立笃志中学”。以李登辉校长为代表的复旦师生凛然的民族正气，八年抗战中，敌伪始终不敢染指附中。地处法租界外沿的附中，排除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仍然坚持民族教育的实践。
严格治校 附中在沪上声誉雀起，这与学校坚持复旦一贯的教学品质和风格，坚持在管理和教学上不遗余力，教纲学纲纯正是分不开的。复旦从建校始，以严格治校著称。从校务、教务、训育、体育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李登辉在周末训话中，强调复旦学生严守校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表达了学校确保教育秩序稳定的决心，并勉励到“务使吾附中同学，得为全国学生只模范。” 教学上要求严格。李登辉对附中随时巡察，有时索性和学生并坐，细心听课。他还重视外语的运用，除国文、历史科目外，要求所有现代学科尽可能采用原文课本，讲授也进肯采用英语，附中教师大多胜任。学校除学习一般中学都有的课程外，并拓展了很多教学领域，如章友三讲授教育学，温崇信讲授社会学，伍蠡甫讲授英语等。
复旦教师 担任附中教务管理的是一批早期复旦学子，如温崇信、江一平、郭雅亮等。复旦教师构成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很多大学部教授在附中授课，附中教师也不乏在大学部开课，这成了复旦教学上的又一传统。在艰苦的时刻，保证了正常教学秩序，它是附中长期保持高质量教学品质的重要保证。例如，李白园上高三英文几地质学，也任大学部英文教授；章友三在抗战前已是名教授，在附中讲授逻辑学；历史学家耿淡如在附中讲授西洋通史；附中主任殷以文在大学部讲授国文，应九功同时讲授附中、大学部国文。另外任教的都是一些包括学者在内造诣深宏的教师。如温崇信教授英文、教国文的毛西璧、教社会科学的包怀白、教化学的曹简禹、教音乐的陈歌辛等，同时也有交通大学教授来附中授课。他们学时渊博，教学严谨切妙语连珠，引人入胜，有的每课必问，学生临阵，独立思考，收益颇多。毕业生中考取国内著名大学，如清华、交大、中央等校甚多。在马相泊、严复积累的复旦教育财富基础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李登辉在理论上全方位指导了学校的各项工作，发展了复旦教育思想，并且是复旦特质教育的组织者和实践者。复旦附中时期是复旦中学的成熟期。
（七）复旦中学时期（1944——至今）
导言：此时期，复旦中学脱胎于大学部走上独立发展之路，后来又由私立改制为了公立。
导言：此时期，复旦中学脱胎于大学部走上独立发展之路，后来又由私立改制为了公立。
复旦中学薪火相传
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不是师范类院校不能设附属中学，依此规定，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改为私立复旦中学，校长仍为李登辉，何恭彦任主任。李登辉、于右任、钱新之等19人组成学校董事会。与复旦大学部紧紧相连的中学部，经历了共同拥有的坎坷艰辛和成功荣耀，走上了独立之路。四十多年来，属于“复旦”名下的独特而深厚的传统和精神，仍然由私立复旦中学传承和播扬。 1947年，李登辉校长去世，校董会推荐原总务主任周述为校长，胡介峰为教务主任。
建国后的新篇章 解放前夕，复旦中学师生以自己的奋斗，对解放上海作出了贡献。国民党政府教育局下令全市学校停课。复旦党支部在钱其琛、章增的领导下，成立了沪西南一区保安队，一面抵制停课令，继续上课，一面担负起护校的任务以及参加秘密查看和绘制敌机关地形图的任务。 1949年5月2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私立复旦中学所在的上海西区。从此，这一天，就定为校庆日。195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元帅应复旦中学师生之请，欣然提笔写校名。胡介峰出任建国后第一任校长。 建国初期，学下着手改造组织建制，除了建立党支部外，废弃原教务处、训育处，建立教导处，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并建立教研组、班主任制。教师政治学习小组，学生团组织、少先队、学生会也建立了。教学中改用新教材，废公民课为政治课，由原地下党员和经过培训的政治教师任教。 1956年，学校由私立改制为公立，更名为上海市复旦中学。陈毅市长亲自签发任命书，任命王堃鳞先生为副校长。在传承复旦思想本源的基础上，学校锐意改革、创新和进取。90年代初期，学校制定了“清、熟、活”的教学目标与要求，实施了有切实效果的教学常规和学习常规。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发展性教育”、“历史名校可持续发展”、“聚焦课堂教学提升生命智慧”等课题的思考和实践，引领全校师生面对时代变革，全面提升修习素养和综合能力。近年来，学校以文化立校、自强育人思想为指导，既重内涵发展，又重外延拓展，正努力办成具有独特个性，有自身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的实验性、示范性高级中学。一百多年来，复旦中学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文化名人、名师，多位院士，输送了数以万计的国家栋梁之材。
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不是师范类院校不能设附属中学，依此规定，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改为私立复旦中学，校长仍为李登辉，何恭彦任主任。李登辉、于右任、钱新之等19人组成学校董事会。与复旦大学部紧紧相连的中学部，经历了共同拥有的坎坷艰辛和成功荣耀，走上了独立之路。四十多年来，属于“复旦”名下的独特而深厚的传统和精神，仍然由私立复旦中学传承和播扬。 1947年，李登辉校长去世，校董会推荐原总务主任周述为校长，胡介峰为教务主任。
建国后的新篇章 解放前夕，复旦中学师生以自己的奋斗，对解放上海作出了贡献。国民党政府教育局下令全市学校停课。复旦党支部在钱其琛、章增的领导下，成立了沪西南一区保安队，一面抵制停课令，继续上课，一面担负起护校的任务以及参加秘密查看和绘制敌机关地形图的任务。 1949年5月2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私立复旦中学所在的上海西区。从此，这一天，就定为校庆日。195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元帅应复旦中学师生之请，欣然提笔写校名。胡介峰出任建国后第一任校长。 建国初期，学下着手改造组织建制，除了建立党支部外，废弃原教务处、训育处，建立教导处，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并建立教研组、班主任制。教师政治学习小组，学生团组织、少先队、学生会也建立了。教学中改用新教材，废公民课为政治课，由原地下党员和经过培训的政治教师任教。 1956年，学校由私立改制为公立，更名为上海市复旦中学。陈毅市长亲自签发任命书，任命王堃鳞先生为副校长。在传承复旦思想本源的基础上，学校锐意改革、创新和进取。90年代初期，学校制定了“清、熟、活”的教学目标与要求，实施了有切实效果的教学常规和学习常规。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发展性教育”、“历史名校可持续发展”、“聚焦课堂教学提升生命智慧”等课题的思考和实践，引领全校师生面对时代变革，全面提升修习素养和综合能力。近年来，学校以文化立校、自强育人思想为指导，既重内涵发展，又重外延拓展，正努力办成具有独特个性，有自身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的实验性、示范性高级中学。一百多年来，复旦中学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文化名人、名师，多位院士，输送了数以万计的国家栋梁之材。
（八）复旦初级中学
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是百年历史名校复旦中学的初中，是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地址在上海市新华路329弄43号（新华别墅内）。学校拥有理、化、生实验室、计算机室、多功能语音室、多媒体室、音乐室、美术室、电子备课室、电子阅览室等现代化教学设施，所有教室实现数字化。校园整洁优美，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目前，学校有教职工84名，其中具有研究生学历（含课程班）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27%。有班级25个，学生773名。学校以邓小平教育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教育科研为先导，以德育为核心，以深化课程改革为重点，以双语、体育、艺术和科技教育为特色，以学校人才高地建设为突破口，以建设先进的学校文化为努力方向，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努力将学校办成一所“高质量、有特色、现代化”的素质教育实验性、示范性学校，为学生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近几年来，我校坚持走“科研兴校”、“科研兴教”之路，优化了科研管理机制，形成了一支能力较强的科研队伍。学校先后立项市级课题一项，区级重点课题三项，区级一般课题四项，校级课题100余项。近三年，教师在市、区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课题《依托重点中学，办出分校特色的运行机制的研究》获区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课题《中学对话教学行动研究》获市教育科研成果三等奖。现在学校的科研氛围越来越浓厚，教师的科研水平、教学能力、人文素养日益提高。教师高质量的教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校毕业生合格率100%，优秀率近45%，并形成了双语、科技教育、艺术、体育等特色，办学水平大幅度提高，实现了学校的快速发展。学校先后被评为：上海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单位、上海市红旗大队、上海市安全文明单位、长宁区文明单位、长宁区行为规范学校、长宁区教学工作先进学校、长宁区教育科研先进学校、长宁区科技教育特色学校、长宁区体教结合先进学校、长宁区艺术教育特色学校、长宁区语言文字先进学校、长宁区教育系统先进党支部、长宁区先进教工团支部、长宁区健康校园、区青少年教育保护先进学校、长宁区环境教育绿色学校。学校还被批准为：上海市课程改革实验基地学校、上海市校本教研基地学校、“联全国教科文组织EPD项目实验学校”、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实验基地、长宁区双语教学实验学校、全国“十一五”重点课题“交互式电子白板”实验学校。办学理念：一切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学校精神：服务、团结、牺牲育人目标：传承 “服务、团结、牺牲”的复旦精神，培养具有爱国、明礼、自律道德品质的学生；遵循“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复旦校训，培养具有乐学、勤学、善学学习品质的学生；践行“努力前程”的伟人期望，培养具有健康、乐观、向上身心品质的学生。一个世纪过去了，复旦不断发展壮大，一步步走向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