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理学家蔡翘
蔡翘，字卓夫，广东揭阳人，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生。幼年就读于本村振华小学。1913年，先后在广东省潮安县金山中学和上海复旦中学读书。1918年9月，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1919年秋，赴美国留学。1920年春，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印第安那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心理学。1922年夏，转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习心理学，也研究生理学和神经学。1925年夏，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1927年加入中国生理学会；同年秋，中央大学医学院在上海吴凇成立，转至该院，又创建生理学科。1930年秋至1932年春，先后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等生物学实验室进行研究。1934年被推荐为英国生理学会会员。1932年春回国，继续在上海中大医学院执教，半年后，应聘到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36年底，离开雷士德医学研究所。1937年任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大医学院迁至成都，继续任教授，并一度兼任药理科主任。1941年6月，创办《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会志》。1946年春，随中大医学院回南京。194s年代理中大医学院院长；同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大学改称南京大学后，仍任医学院院长。1952年南大医学院改编为第五军医大学，任校长。1954年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和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被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被选为生物学部委员。196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起，担任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长。1981年11月，任生理学会理事会名誉理事长。著有《睡眠过程中呼吸变化的机制》(与人合著)、《关于语言强化运动性条件反射的机制》(与人合著)、《疲劳问题》、《宇宙医学问题》、《睡眠深度的测定及其变化的规律》、《自主神经反应型问题》、《生理学》、《人类生理学》、《生理学实验》（与人合编）等。
（二）学界泰斗蔡元培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17岁考取秀才，23岁中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
1912年1月就任蔡元培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即谋求以西方现代教育的基本原则来改造清末颁行的癸卯学制，于1912年正式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
这一学制体现了资产阶段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要求和教育原则，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的专制主义教育。新学制充分表达了资产阶级国民教育方针，应以养成共和建全之人格为根本方针。新学制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的改革，形成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系雏形。
1913年任复旦公学校董。1915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将北大改造为焕然一新的最高学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中心。1921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927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院长兼司法部代部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7年冬上海沦陷后移居香港。1940年3月在香港病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悼念，称其“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毛泽东更是称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给予这位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开拓者以崇高的赞誉。
被毛泽东称为学界泰斗的蔡元培与复旦是颇有渊源的。早在1902年，34岁的蔡元培为进一步研究欧洲文化，登门拜马相伯为师，再三恳求长自己30岁的马相伯，像当年初教梁启超那样教自己拉丁文。马相伯被蔡元培执着的求知精神所打动，同意收他为弟子。从此，蔡元培每日清晨，从任教的南洋公学步行至徐家汇天文台马相伯住地学习，风雨无阻。当时，马相伯是中国少有的几个外语人才，精通法文和拉丁文。为珍惜这一学习机会，蔡元培又选派了二十几个南洋公学的学生，与自己一起学习拉丁文。渐渐地，马相伯教授拉丁文的名声远播，各省有志之士，不远千里来沪求学。在此之前，马相伯就有心创办一所学校，在门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创办正规学堂的想法离现实更近了。1903年，南洋公学闹学潮，200名学生不满校方压迫，集体退了学，蔡元培引荐部分学生来投马相伯，之后遂有了马相伯毁家兴学，创建震旦。震旦学潮后，1905年马相伯在严复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又创办了复旦公学，学生们得以回到马相伯身边继续学业。由于蔡元培与马相伯的这层师生关系，在他作了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之后，先是按孙中山的指示，拨巨款拨校舍，救助困境中的复旦公学，后又邀请严复、马相伯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
（三）国学大师陈寅恪
“国学大师”陈寅格， 1905年入学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他身材消瘦，也不高大，加上颇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格自复旦公学毕业后，辗转游学德国、瑞士、法国、美国。既无大部头著作，又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陈寅格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归国时年36岁。
那时的陈寅格幽默博学，他曾送给学生们一幅对联，称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因为导师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溥仪的读书顾问。有一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格应邀出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就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上联仅是三个字：孙行者，他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
1927年夏天，王国维投昆明湖而孔。第二年，清华国矗立起一座纪念碑。陈寅格把他对志同道合的挚友以及学术和文化的信念都融于他撰写的300字碑文里。在日后的峥嵘岁月中，他始终坚守着碑文里的十个字：“独立之，自由之思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22天后传闻日军就要求清华接受。得知此消息，陈寅格沉痛地对相交甚笃的吴宓说：“在此生命无忧，入城了免受辱”。他决定即刻离开清华国。
离开时太匆忙，许多珍贵书籍和手稿都留在清华，其他东西都可抛弃，惟这些最惦记。于是，他让侄子从北平回清华取书。总算顾了一辆出租小汽车，慌忙中只能把书桌内外及周围一些手稿和书胡乱装满一车。刚驶出西校门，一辆日军坦克迎面驶来，一番检查净是些线装书，就放行了。
陈寅格的父亲陈三立这位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不堪忍受异族侵略，绝食5日愤然弃世。国仇家恨郁结于心，加上长年用功，陈寅格高度近视的右眼忽然视网膜脱落，几乎丧失视力。一天晚上，陈寅格等父亲灵前亲友离去后，仍久久斜卧在走廊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之后他决定放弃手术复明的希望，奔向清华内迁的临时校址。离开北平前，陈寅格把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后携夫人和三个女儿踏上了流亡之路。到长沙不久，时局告急,又南迁云南。万里迁徙，一路艰辛。在挡不住风雨的茅草房里，陈寅格就着箱子，汗流浃背地坐在小凳子上写文章。（为了补充点营养，家里养了一只母羊，他在下课后带着女儿放养，父女闲聊走过山间小路，那是他难得的愉悦时刻。）当书到长沙，可悉数毁于战火。陈寅格在书上随读随记，眉批上写满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在赴路上，他特地买了一只高级皮箱装他的研究著述手稿和书籍，从铁路托运，但由于当时越铁路上难民相挤，小偷猖獗，他那只沉甸甸的新皮箱被小偷误认为必藏贵重财物而窃走。这些令陈寅格痛心不已，他日后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依靠自己的记忆了。有时即使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身体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他仍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寅格一部部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议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中古史名著问世了。
在谈及为何撰写议稿时陈寅格正言曰：“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国王然能有史，则殷鉴不远。从善去恶，国可再建。如无史，何可鉴戒？何所取法？华夏民族无从因袭，将不复存在矣。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国可亡，然民族精神文化不可灭。”陈寅格藉以唤起中国学人的注意。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
（四）高凤谦校长
高凤谦，福建长乐县人。早年自号“崇有”，取《崇有论》之旨（三五），晚年只用他的表字“梦旦”为名。“梦旦”，寄寓着在茫茫长夜里想望晨光的到来，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 1909年8月至1910年7月任复旦公学监督（校长）。心系教育 1903年冬，应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张元济之邀，高凤谦到了商务印书馆，除了一度在1909年出任复旦公学校长外，一生与商务同舟共济30余年。 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高凤谦，深入考察日本，发现教育的根本在小学。当时中国还没有一套像样的小学教材，他认识到要彻底改变“文人入仕、八股为尊”的观念，还得有一套有足够分量取代四书五经的教材。 1904年，由高凤谦、张元济合编的《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以及自编小学正式算术课本问世，受到社会人士广泛喜爱和好评，不及西周，即纸贵洛阳。这一套教科书在教育界风靡数十年‘，对中国教育产生了学刻的影响。新式学校发展后，由于教学研究的需要，社会上对工具书的需求大增。过去的《康熙字典》己不适应要求，于是经高凤谦倡议在编译所内设辞典部，着手编《新字典》和《辞源》，他也亲自参加并经常与主编探讨争论。历时8年的努力，有学术质量的《新字典》和《辞源》相继出版，十分畅销，并且受到教育界的重视。
感动胡适高凤谦是一位有事业心、淡泊名利的忠厚长者。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觉得商务的出版物已落后于时代，而自己又不懂外文，考虑到商务的前途，产生了“举才让贤”的想法。1921年春末夏初，高凤谦千里迢迢亲赴北京，邀请不满三十的北大教授胡适主持商务编译年工作。胡适感动地说：“我决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他答应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住一两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看看自己配不配接受付托。胡适在上海的45天，高凤谦天天陪着他了解编译所各部门工作，介绍同仁，每天从家中送饭来，和他同吃午饭。但最终胡适自觉不胜担任此职，而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高凤谦一如既往，又每天陪同王云五到编译所走动。一个月后，他辞与所长职务，由王云五继任，并一直尽心尽力相助。每念此段经历，胡适顿觉其中的美意，为之动情：“最难能的是高梦旦先生和馆中几位中志辈，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托给了一个平素不相识的人。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事业求付托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这是值得大书深刻，留给世人思念的”。高凤谦期望光明，最能欣赏也最能了解新鲜的世界。于是，他：三十年编纂小学汉科书，三十年提倡十三个月的历法，三十年提倡简笔字，提倡电报的改革，提倡度量衡的改革。《康熙字典》检字不便，引来高凤谦思创新法。在得力于林语堂创造的一种首笔，检字法的启发，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他只按安形，不管字义，将旧字典的214音日，就相近者合并为80部，并确定上下左右的部居。自认此法不够完善，年以未公之于世，又继续研究。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高凤谦便把自己的研究草稿交给他整论，支持和赞助他深入研究下去。王云五在高凤谦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再探索，经于在1926年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并立即应用于该馆所出版的字典编排。
一个没有受到献身的热情所鼓舞的人，永远不会做出什么伟大的事情来。
—— 车尔尼雪夫斯基
（五）复旦保姆李登辉
李登辉（腾飞）祖籍福建同安，父母为南洋群岛华侨，他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为了振兴祖国，一九○五年回国后从事教育，主持复旦，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达四十年之久。当年，李登辉回国时，还不大懂祖国的语言文字，也不大了解祖国的实际情况。李登辉为复旦校长兼任教课时，曾述及他回国时北上应试时的感想。他说，一到北方，就看见“满坑满谷”都是官，打官话，装官腔；重虚伪，轻实际；上下贪污，贿赂成风。他看得头痛极了，下定决心“教育救国”。同时，他立志发愤学习祖国语言文字。他每天早上与夫人汤佩琳坐着马车来校时，拿着《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抓紧时间要夫人教他国文。后来他不但能用汉语作长篇大论演说，而且还能引证“四书”了。当时有几个大学生的国文程度还不及他呢！他继续攻读古文，并把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古典文学作品译成英文，编入讲义，或发表于西报。他这位大学校长先生，比小伙子学习还起劲。他经常对学生说“学无止境”。清代末年，李主持吴淞复旦公学教务时，经常搭火车往来吴淞与上海之间。有一天，他坐在火车上看报，听见另一车厢里有女人叫喊的声音。跑过去一瞧，见有几个美国水兵正在调戏中国妇女。他愤怒了，用手杖指着那美国兵厉声说：“什么事？停止！停止！”美国兵听到他流利的英语，又看他是个上流人的样子，也就住了手。那妇女乘机逃走后，李又教训了那些美国兵。他们被训得面红耳赤。有一个悍然抢过他的手杖，掷到车窗外面去了。李奋勇奔上去，撕下了那个美国兵的肩章。这时火车刚停靠站头，李立即管自下去了。美国强盗用茶杯掷向他，想追打他而火车已开动。第二天，李到外滩去访问美国领事，对美国佬大讲道理，表示决不允许美军在中国胡闹云云。那时清政府崇美惧美，美国的军人在上海为非作歹，清政府不敢交涉。李登辉敢于斗争，并向美领事评理。当时《申报》等即略予报道。李事后在课堂里对学生说过：“外国水兵常在上海调戏女同胞，侮辱中国人，为什么中国官厅置若罔闻？我撕了他的肩章对不对？你们有什么意见？” 老校长李登辉曾提出六个字的复旦精神：服务、牺牲、团结，今天来看，也还不无启发。在他长期的教育生涯中，认识到应该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三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其中尤以德育最为重要。因为仅仅体育好，只能造成蛮横的强力；仅仅智育好只能造成狡猾的白私。社会上最可怕、最危险的人，是那些没有道德而又足智多谋的人。他指出，在五四远动时，北洋军阀政府中身居高位的留学生被青年打倒，国民党政府中，在五四运动中打倒他人的人，现在又必须他人起来打倒。在国民党中，“有许多号称革命领袖的人物，怕只是投机成功的专家”。他认为个人的道德品格不立，一切社会、政治、经济改革都是一句空话。 一九三零年，他在《成功的意义》一文中说，只有以牺牲、博爱换得的成功，才能万世不朽，与日争光；只存丢开了自己私人的成功，而致力于大众的成功，忘却小我、致力大我，才能受万流景仰、百世师宗。一九四三年，李登辉处在敌伪的上海，他仍然教育学生：“诸生当切记复旦之精神为牺牲与服务，出校以后务须发挥复旦之此种精神”，“以爱护其国家”。 抗战胜利以后，李登辉发现国民党更加腐朽，对国事忧心如焚。他在一封信说：“世风较前更下，人心较前更险，国民道德普遍低落，上下交征以利，寡廉鲜耻，莫此为甚”。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李登辉在学生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再次阐述复旦精神的含义。他对大学毕业生说，你们现在穿的是学士制服，“你们穿了以后，应当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当从此对国家有所贡献”，“应当对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特别是在中国，我们还需要团结。全体人民团结，中国才有希望”。“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
“服务、牺牲、团结”是李登辉先生对复旦师生校友的嘱咐。这是一个爱国的老教育家的恳切希望，更是他留给复旦大学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归国后，一生只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 ———李登辉
（六）农业化学家李庆逵
李庆逵，字和成。1912年2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的一个书香门第。 1925年在宁波效实中学初中部毕业。192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中学高中部。193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经翁文灏引荐，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工作。1944年，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下，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46年获农学硕士学位，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仍工作于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于1953年组建为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现更名为南京土壤研究所），李庆逵先后任该所研究员、副所长和名誉所长等职。并于1957—1962年兼任中国科学院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副队长，1978—1983年兼任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所长。他还兼任过江苏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和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1956年，年仅44岁的李庆逵就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称号。3次获“江苏省劳动模范”的殊荣。历任中国土壤学会第（二）（三）（四）五届理事长；中国农学会和中国化肥学会的副理事长。
李庆逵还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和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副主任委员和南京市委主任委员，现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参议员。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五）七届代表。1983年起任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李庆逵也是国际土壤学界的知名学者。1950年他当选为第四届国际土壤学会副主席。1980年受聘为在荷兰出版的国际《肥料研究》 （FertilizerResearh）杂志的编委。1987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授予他“著名科学家”荣誉称号及奖章、奖品。
李庆逵从事土壤及土壤植物营养化学研究已达60年，其间，曾发表论著80余篇，并多次获奖。为我国土壤科学及化学肥料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 —— 奥斯特洛夫斯基
（七） 复旦创始人马相伯
马相伯（1840-1939），他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人物。精通八国文字．建立了中国大学现代教育的思想体系，创办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出的建立“函夏考文苑”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建立科学院的设想。
1840年．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徒的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12岁那年．少年马相伯瞒着父母，一个人乘船去上海．进入教会办的徐汇公学学习。18岁时．马相伯的法文和拉丁文都已学得很好，上海租界的法国领事重金聘请他为秘书，但是马相伯婉辞了这份工作：“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用的。”
37岁那年．马相伯走出徐家汇．登上了大清帝国内政外交的舞台。成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参加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之后．马相伯重回教会．赋闲于徐家汇。
作为教育家，马相伯“毁家兴学”的故事，已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３０００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当时常有名士、后学叩门求教。其中就有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等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蔡元培任教南洋公学时，每天清晨五时，都要挤出时间从南洋公学（今交大）步行来到土山湾（今蒲汇塘路一带）马相伯的住所．等马相伯醒来，做完晨祷，跟着老人的口型练习拉丁文。无论寒暑，亦步亦趋，毕恭毕敬，堪比“程门立雪”。
1903年．马相伯创办了震旦。这是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私立大学，办校基金就是马相伯当年给教会的捐赠。
马相伯爱护学生，只要有才能的人，愿意学的人，他都会收入门下。于右任是他的得意门生，当年因做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亡上海。马相伯听闻此事．就找到于右任，收于门下．免其学费。
此后，耶稣会干涉震旦学院办学，违背学校的民主自治传统，并剥夺了马相伯的学校主导权。而学生则闹起学潮，离开了学校。学生推举了于右任、邵力子等7位学生代表找到马相伯．希望他能带领他们重新开始。这个已经66岁的老人一面为学校的解散伤心．一面为学生的命运担忧．对着学生哭了。后来．马相伯带领退学的学生在吴淞找到已经废弃的提督衙门为校舍，又办起复旦公学。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
1919年起．马相伯幽居在上海徐家汇由教会管理的一所孤儿院内。此时的他已经散尽家财，悉数用于兴学。儿子病故后，马相伯的学生为他年幼的孙女集资万元作教养费．而马相伯却托人把这笔钱捐给启明女子中学作教育经费。据孙女马玉章回忆．小时候跟爷爷一起出去．爷爷总会很高兴地指着路边的学校告诉她．这是爷爷捐献的，那也是爷爷捐献的。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已经九十多岁的马相伯不顾年迈体弱，奔走呼号，发表演说，激励国人御侮自救．共赴国难。为支持前方抗日．马相伯写字义卖。一个寿字，30元钱，写副对联50元钱。当时他一只脚有病，不能长久站立，就由两人扶着，一只脚站着写字。实在写不动了，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连着写，就这样义卖了10万元钱。
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书题“惟公马首是瞻”。
1939年．这正是抗战艰苦的时候．他的家乡已经沦丧，他创办的学校已经内迁，他正在流亡路上。临终前，有学生到越南谅山看望他，老人说：“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 ——马相伯
（八）“力学报国”邵力子
邵力子既是复旦最早的学生，又是复旦的教师、校董，他在复旦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又以爱国、民主的精神，推动复旦的发展。
1902年，邵力子在南洋公学特班学习，秋天去杭州应考期间，南洋公学学生为了反对学校行政的封建压迫，集体退学。1903年春，退学学生一部分创办了爱国学社，一部分和马相伯先生筹建了震旦学院。邵力子也进人震旦学院学习。在震旦学院，他深受爱国老人马相伯的熏陶，确立了“力学报国”的决心。
1905年，法国天主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阴谋篡夺震旦学院的领导权，全校学生群起反抗，决定集体退学，并推举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等七人为干事，协助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1906年秋，邵力子离开了复旦。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邵力子回到上海，参加《民立报》工作。当时复旦吴淞校舍为光复军司令部所占，经费无着，几有停办之虞。邵力子与于右任一起，将复旦情况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汇报，孙中山先生认为复旦是一所富有反抗外国压迫精神的学校，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拨发补助金1万元，指定校址，协助复旦复校。此后，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复等人在《民立报》馆二楼，设立“复旦筹办事务所”，促成了复旦的复校。宋教仁遇害后，邵力子继任《民立报》主笔，写下多篇讨伐袁世凯的檄文和短论。
1913年3月，邵力子兼任复旦公学国文教师。他在课堂上宣传革命思想，反对专制制度，抨击袁世凯复辟阴谋，常出王莽等题目要学生做作文，以启发学生觉悟。
1919年，邵力子任《民国日报》主编，5月5日晚，他收到北京关于“五四”运动的专电后，立即打电话到复旦大学，告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及被捕情况。5月 6日上午8点30分，他又赶到复旦大学，亲自敲钟集合同学，详细报告北京情况，并且说：“我们学校里面的同学，对于国家观念，是比较完备的，今儿……再不表示表示我们刚毅果敢的精神，那不辜负了学校平日的训诲，你们自己又怎样对得起你们自己的良心呢？”在邵力子的号召和李登辉校长的积极支持下，复旦学生成为上海“五四”运动的支柱。
邵力子还曾担任复旦国文部的主任，1924年他提出将国文部改为中国文学科，担负起培养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人才的任务，1925年复旦中国文学科正式成立。
1925年夏，邵力子去广州，对复旦仍极为关心，每逢重大问题，学校难以解决时，总是出大力援助。
如上海徐家汇李公祠校舍，原为前清邮传部暨招商局拨款建立，很明显此系公产，辛亥革命后由江苏省都督庄蕴宽拔为校舍。1925年李鸿章后人李经方提出诉讼，赖邵力子之力，1931年 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会令拨给李公祠屋宇基地永为复旦校产，此案始定。为了感激邵力子对母校的支持，1934年12月20日，李校长特命名附中新建教室楼为“力学庐”以资纪念，并举行命名典礼。
又如，复旦是一所由爱国师生自己创办的学校，学校经费非常困难。邵力子发起组织校友会，发动同学关心母校，支持母校，他自己也经常向学校捐款。1935年，为了庆祝复旦成立30周年，他一次就捐款2000元，以帮助母校的发展。
再如，复旦是一所爱国民主的学校，“九·一八”事变以后，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一二·九”运动中达到了高潮，成为上海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国民党最高当局一度想封闭学校，只因为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从中阻止，始免于难。同时邵力子还努力保护复旦的进步教师，如陈望道等人。《文摘》杂志上的许多进步文章也是经邵力子的同意才得以发表的。
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 列夫·托尔斯泰
（九）爱读书的孙科
孙科(1891一1973)，字哲生，广东中山人，孙中山独子。1934年4月，孙科担任复旦名誉校董。虽然孙中山先生毕生在为革命劳碌奔波，但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他不仅充当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更是儿子孙科的人生与革命导师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孙科早年便投入革命并长期担任国民党的要职。也正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一直到晚年移居美国，仍然读书不辍。孙科早年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孙科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后，孙科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孙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国内后，孙中山与孙科写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1919年，孙科撰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书，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好评。而不管到什么地方，孙中山与儿子的主要沟通内容几乎都是以书为载体。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道：“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我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 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国民党要人中，他也是个比较能“看看书的人”。到了晚年，孙科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唯以读书自娱。他曾回忆说：“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有人评价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国民党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 孙科热衷于教育，是有口皆碑的。孙科是广东中山纪念中学的创始人，当时没有建校用地，孙科就在自己的祖坟上建学校。单从这一点来说，孙科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因第二任校长杨国荃镇压学潮，孙科就亲自担任了纪念中学的校长，并兼任校董会主席。在学校建校的纪念碑文上记载着：“总理生平善用才，而尤重育才。”可见孙科建校完全是继承父志，把教育当成了革命的一部分。
养浩然气、读有用书！ ——孙科
据有关资料显示，孙科一直热心文化和教育事业，曾经同时兼任岭南、暨南、东吴等大学的校长。他在美国期间，曾是檀香山同盟会机关报《自由新报》的编辑，并写下《扬州十日》、《文字狱》、《禁书》等文章，为发动华侨支持革命振臂疾呼。可以说，从一开始孙科就是一个文人、一介书生。是一个有追求的读书人，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养浩然气、读有用书！
（十）国父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一生重视教育，他认为人才培养对实现救国救民大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他早在创办“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之前，就对复旦大学倾注了极大的关怀。
1911年秋，在辛亥革命中，因光复军司令部占用了位于吴淞的复旦校园，学校被迫迁至无锡办学。后因政局更迭，经费无着，师生流离，学校一度散架。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复旦同学纷纷找到出任临时政府交通部代部长的校友于右任，要求他做工作，尽快在上海复校。1912年初，于右任与邵力子等面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递交了一份请拨徐家汇李公祠为复旦校舍的呈条。中山先生在临时政府经费紧缺、四处举借外债的情况下，不仅批准了徐家汇李公祠堂为校舍，还拨出一万银元，作为复校经费，挽救了复旦面临的一次严重危机。这一年，复旦成立了历史上第一届校董会，中山先生被邀为校董。这是孙中山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唯一一次出任一所私立学校的校董。
有着反帝爱国传统的复旦师生，没有辜负中山先生的厚望，他们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站在上海斗争的最前列。1919年5月6日清晨，当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复旦，全校沸腾，校学生自治会立即通电全国，声援营救被镇压的北京学生。复旦还发起成立了全市学生联合会，带领八十多所学校的师生示威游行，声援北京五四运动，一时成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指挥部与大本营。 5月26日，中山先生派代表约见了市学联会长复旦学生何葆仁，转达了中山先生的意见：你们这种爱国行动很好，要唤起民众，与各界联合起来。得知学生们进入租界游行受阻，中山先生以自己的名望，请了一批英法等国的律师，作为学生行动的后盾。当时，上海还未收回领事裁判权，工部局禁止学生进入租界游行，巡捕房抓了人，中国的律师无权上法庭辩护。有了中山先生的支持，学生们有了法律支持，终于冲破禁区，进入租界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斗争。6月2日，中山先生在寓所接见了何葆仁和朱承洵（复旦学生、市学联总干事长），热情赞扬了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斗争的精神。
这年10月，中山先生应复旦校长李登辉之邀，为师生作了题为《救国之急务》的演讲，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于至短之时间，收绝大之巨效，足见结合者强也”。演讲结束之后，朱承洵代表市学联去中山先生寓所答谢先生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先生兴冲冲拿出笔墨，在长约四尺、宽约九寸的宣纸上，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语重心长地对朱承洵说：“天下 为公，是要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了。”
1922年2月，正式由徐家汇李公祠搬迁至江湾新校址，结束了建校17年没有固定校舍的困境，复旦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23年2月从广州回沪的中山先生，应复旦同学之邀，欣然在《复旦年刊》上题了“努力前程”四个字，这既是先生对复旦学子的殷切希望，又是对复旦事业发达的热忱肯定。
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孙中山
（十一）中国西学第一人——严复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考入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66年在数百人的考试中名列第一，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届留学英国的学生，主攻海军驾驶。他深知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发奋学习。在英国读书期间，严复花了大量时间，到伦敦各大图书馆阅读大量的西方学者著作，接受进化论思想。正是有了这样的积累，日后严复才被蔡元培等人称作“中国西学第一人”。 1906年，复旦分学校长马相伯去日本，写信给当时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的严复，请他接任校长一职。严复的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废除八股，讲求西学，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积极支持复旦公学，应该与此有关。严复任复旦公学校长不久，学校资金吃紧，学校员工有两个月都没拿到工资了。无奈中，他想出了寅吃卯粮的办法，多次到南京去面见两江总督端方，商量预支一部分明年的经费。经端方同意，从一九零七年起，由地方财政中拨给纹银一千四百两为复旦经费，复旦财政困难的状况才开始缓和。严复担任复旦公学监督期间，励精图治，亲自批阅学生翻译作品，并请美国武官来校教体操。特别是当时学校布告，均由严复亲自撰拟和抄写，词句华美，书法秀逸，深为同学喜爱，有人一看布告出来，立即摄影保存，一时传为佳话。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复的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的总监。两个月后，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严复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实现了其一生崇尚教育，视教育为救国之本，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已任的远大抱负。严复不但在学术上造诣深厚，在家庭生活中，严复也能受纳儿女的“忠言”。他曾因一只专用的精美瓷碗被佣人不慎摔破而发脾气。二女儿见状，莞尔一笑，反问父亲：“天下哪有不碎的瓷器呀？”他于是不再说什么了。事后还夸奖她能“规父之过”。 严复十分关心儿女的学业。在家时，常抽空教他们国文、英语和算术，还聘请桐城的金先生专授古典经书，约请外国小姐面授英文。有时儿女将习作呈寄，他先是肯定：“吾儿书画，日来皆有进境。”继则细加指点。当有人称赞大儿子的书法与诗词有青出于蓝的气势，严复听了，高兴得呵呵大笑。 在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严复却对儿女一视同仁，让女儿接受良好的教育。严复从不放松教导儿女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他勉励“好男儿报国在今朝”，“男儿生世，弘志四方”，鼓励他们遇事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大儿子从国外归来，想在家乡休息三四个月，他马上劝说，促他要抓住机遇早日北上，不要浪费时光。严复爱子情深，故责之也切，曾作诗示三儿子：“不胜舐犊情，为儿进苦口。”
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 —— 严复
（十二）复旦孝子于右任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原名伯循，字诱人。“右任”是他开始向报社投稿用的笔名，后成为他最常用的名字；其他的笔名有骚心、大风、神州旧主、剥果、半哭半笑楼主、啼血乾坤一杜鹃、关西余子等。他是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艺术大家。被誉为“当代草圣”。于右任青年时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立下卓越功勋；他积极倡导国共两党合作，兴办教育、兴修水利，是真诚的爱国者。 1903年，于右任在陕西乡试中以第十名中举，被称为“西北奇才”。同年春天，因批评议论时政，受清政府的迫害，化名“刘学裕”逃到上海，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是剪掉脑后象征腐朽、落后和屈辱的辫子。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和阅读传播进步思想的出版物。于右任听说震旦公学的马相伯先生到处打听他，非常感动。对于马先生的人品和学识，于右任一向很佩服，很崇敬，早就想拜识先生。于右任终于与马相伯见面了。马先生拉于右任坐在自己身边，问这问那，说了许多勉慰的话。并一再言明，学校决定破格免收他的学杂费，接受于右任入震旦学习。马先生如此厚看，这倒使于右任感到于心不安了：“这样太给马老添麻烦了！” 马老摆摆手，感慨地说：“为国家培养栋梁，这也是我应尽的义务啊！” 对这段传奇的经历，有人说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人说是“吉人自有天相”，而于右任却深情地说：“亡命时期的行为（机遇）是不可以用常情常理来解释的。”
日月如梭，于右任来震旦转眼就是一年。过完光绪三十一年春节，马校长不幸病倒，被送入上海一家私立医院诊治，学校的人事也随之发生变动。新任校长是位身高马大，体壮如牛，长着一头黄卷发的法国传教士。黄卷发校长一到学校，就强迫学生接受宗教课程，唱天主教圣歌，早晚祷告和做礼拜。而且制定严厉的校规，不许学生谈论时事，不许结社，不许看犯禁（实则进步）书籍。对学生出入校门，会客等个人生活自由，也都要加以严格限制。这样就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愤怒中的学生大批退学，以示抗议。 马相伯先生此时虽在病中，但对学校发生的一切早就有所闻。他和进步学生站在一起，郑重宣布从此脱离震旦，毅然同学生一起挥泪离开了徐家汇。震旦散学了，但是震旦的精神不能磨灭。为了表示同法国教会抗争到底的决心，马相伯先生采纳于右任等学生的建议，决定再办一所与震旦相等的学校。这个建议，立即得到进步学生的一致响应。有的说：“咱们新办的学校仍旧叫震旦，和教会办的震旦唱一唱对台戏！” 有的说：“震旦牌子叫洋人玷污了，咱们要办，就叫上海公学。” 议论来，议论去，定不下好名字。于右任几经思索，建议取名“复旦”。“复旦者，即表示不忘震旦之旧，更含复兴中华之意。”大家一琢磨，都觉得这个名字响亮。于是，一致公推于右任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于右任时时关注复旦，曾三度援手救助复旦于危急之中，有“复旦的孝子”之称。 于右任先生晚年定居台湾十多年，无日不梦萦魂系大陆，怀念大陆的亲朋故旧，企盼祖国早日实现统一。于右任在《望大陆》一诗中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先生长期思念故乡，于一九六四年四月病逝于台湾。先生生前表示：死后葬在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山处，可以时时望见大陆。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于右任
（十三）气象学家竺可桢
竺可桢，字藕舫。1908年入读复旦中学。1910年是第二期“庚子赔款”（当时八国联军向清政府勒索巨额白银中付给美国的部分）赴美留学的70名公费生之一。回国后，创建东南大学地学系，后任浙江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气象科学奠基人，我国气象、地理学界“一代宗师”。
竺可桢，生于1890年3月7日。父亲竺嘉祥是绍兴上虞东关镇上有名的老实人，开着两间屋面的米行。母亲顾金娘性情贤惠，不识一字，却懂得不少为人哲理的开明女性。据家谱所录，顾金娘在生儿前几天做了一梦，梦见一只大熊，解梦先生称这是应中国古代“梦熊来兆”那句俗语，因此被取名“兆熊”。5岁的竺兆熊，已能识字千余，父亲便把他送进镇上唯一的一所敬义小学，不久，又聘私塾先生在家启蒙。先生给他取了个学名“可桢”，意在将来必成国家栋梁之才。不到两年，“三字经”、“神童诗”、“千字文”之类读本，已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于是他便串门于同学和乡邻之间，寻觅各种各样的线装书籍。
父母多次商量后，决计把自家天井南端那间堆满杂物的小屋腾出来，作为竺可桢的“三味书屋”，并用米行收入的三分之一聘请了家乡大名鼎鼎的章景臣先生来家执教。从此，竺可桢如鱼游河海，每天5点独坐纹形斑驳、古趣盎然的石板凳上背诵四书、五经、《史记》、《资治通鉴》，两年不到，背得滚瓜烂熟，先生只好把自己的藏书搬了出来。1899年竺可桢考入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毓菁学堂”，一读就是6年。
就在竺可桢小学毕业那年，家境每况愈下，眼看一心进科学学堂求读的愿望要成泡影。章景臣深知自己的学生求知之心未泯，将来必成大才，决定出钱自助他。这样，竺可桢考上了绍兴东湖法政学堂。但后来发现自己发展的趋向是自然科学方面，便依然离开了东湖政法学堂，孤身一人来到了上海。
在复旦中学读书期间，竺可桢多次写下了这样的誓言：“吾将一生学好科学，吾要以科学来唤醒民族，振兴中华……”他专心致志，奋发读书。夏日多蚊，穿上竹布长衫，或用高木桶盛满清水，把双腿泡在里面；冬天严寒，就在土布衫外勒上一根布带。如此苦学善读，博览群书，为竺可桢成就学问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1918年秋，竺可桢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归国。1936年，由蔡元培等人提议，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抗战爆发，竺可桢带领全校700多位师生初迁浙西天目山、建德、后西迁江西。在如此多事之秋，竺可桢坚持学术研究。1943年，他着手研究二十八星宿起源这个重大科学史问题。仅3个月，他阅读了近百部中外古籍、近著，涉及天文气象、古诗词、算学、甲骨文、梵文等，写出《二十八宿的起源》论文。
1949年10月，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很少坐车上下班，总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步行经北海公园，为的是观察桃花开于何日？柳絮飞于何时？而布谷鸟始叫于哪天？遇到外出，又必嘱家人帮着留心燕子什么时候飞来，让女儿观察北海的冰什么时候初融，还让邻居留意哪天杏花开了第一朵。
有时人们不经意发现竺副院长外衣左侧上口袋颜色会不一样。原来那小口袋上插着一支白铜套子，套子里装着一支钢笔式的温度表。早辰作操时，取出来把它放在院子里，收操后又拿进屋。年复一年地抽出装进，那口袋不破才怪呢，于是请缝衣工做外套时，必多做一只，破了更换。经过23年的观察分析，竺可桢终于在1972年绘制了一幅“北京春季物候现象变化曲线图”，为编制自然历提供了科学依据。
竺可桢又喜欢到野外观察物候。他随身总带着四件宝：照像机、高度表、气温表和罗盘。70岁高龄后，他换上了耐磨的网球鞋，参加南水北调考察队，上登海拔4000多来的阿坝高原，下探险峻的雅砻江峡谷，收集科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他又从中国古代大量的史书、方志以及古人的日记、游记、诗词中寻觅古代气候的线索，写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推重。直到1974年2月6日临终前一天，竺可桢用颤抖的手在病床上写下：“这天气温最高零下一度，最低零下七度，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这时他已不能亲自到室外观察温度，而是依照气象局的报告记录的，所以特注上“局报”两字。